珠三角跟长三角，在眼下热门的芯片赛道上，差距有多大？

答案是非常大。

而且，这个差距还在以超乎想象的速度拉开。

深圳东莞这些的珠三角城市，虽然拥有中国最多最强（华为、OPPO、vivo等）使用芯片的客户，也拥有极强的财政实力和优越的营商环境。

但让人非常意外的是，过往数年的时间，芯片半导体企业和人才，仍旧源源不断地向长三角趋之若鹜。

《湾区经济评论》认为：芯片产业的竞争，看上去是技术和资金之争，但更准确地说是一场文化之争。

但，谁都没有想到，恰恰是文化，才是一道最难逾越的鸿沟。

一

一组数据，看看珠三角跟长三角的芯片产业差距有多大。

芯片产业大致分为芯片设计和芯片制造。

在设计领域，因为曾经深圳75%的芯片设计产业都来自于华为海思，所以过去几年的芯片设计排名中，深圳在国内[敏感词]。

然而随着华为海思被美国限制打压，深圳的芯片产业已经一落千丈，2021年比2020年腰斩了46%，排名也直接下滑到了全国第三。

虽然珠海，香港，广州等城市有较大涨幅，但相比起庞大的总量来说，可以说是微不足道。

更糟糕的是，不少优质火种已经准备迁往长三角。现在有不少传闻称华为海思将迁往上海青浦。而现在正在投入巨资自研芯片的珠三角知名消费电子OPPO、vivo，也都是在上海设立了半导体研发部门。

反观长三角的芯片设计行业，芯片设计销售额前五的城市中，长三角就占了三家，分别是上海，杭州，无锡。

在销售过亿的企业数量来看，长三角的城市也已经超越了深圳。之前寂寂无名的南京，已经在2021年以52家的成绩，成为全国[敏感词]。

如果说在芯片设计产业，珠三角还有一些竞争实力，那么在芯片制造方面，长三角的实力已经对珠三角形成了碾压之势。

以上海为例，张江、漕河泾两大高科技园区的展讯、锐迪科、鼎芯、澜起、中微、先进、贝岭、华虹、中芯国际和复旦微电子一系列企业，已组成了一个包括中央处理芯片（CPU）、图形处理芯片（GPU）、影音多媒体芯片、存储芯片、显示器件等开发、代工制造、测试封装以及架构设计的一揽子解决方案产业集群。

展讯通信已发展成为中国市场第三大、也是本土[敏感词]的手机内核开发商；中芯国际已发展成为仅次于台积电、三星和台联电的全球第四大微电子代工制造商；中微则是国内[敏感词]的IC设备开发制造企业。

时至今日，珠三角拿得出手的芯片制造，只有中芯国际在深圳设立的两条产线，和刚刚诞生不久的粤芯。

但值得注意的是，中芯国际是在上海成立了14年之后，才在深圳设立了[敏感词]条产线。

另一面，长三角芯片优势的背后，是几乎形成垄断优势的人才密度，全国大约有40%的集成电路产业相关人才在上海，从业人员已超过20万人。

换句话说，在消费电子时代一骑绝尘的珠三角，如今的内核和解决方案，基本依赖长三角的供应。

珠三角，确实已经“芯”酸至极。

二

为什么芯片商人和人才，独爱上海和长三角呢？

《湾区经济评论》在调研后发现，有一个核心因素左右芯片产业人才的投资和迁移，但却几乎被所有人忽略，那就是：文化。

回顾历史，我们会发现，长三角在芯片产业上跟珠三角拉开差距的关键时间，是在90年代末。

芯片是个舶来品。

60-70年代由大洋西岸美国德州仪器和仙童半导体等公司发明，后来在80年代，随着中国台湾的人才在这些大公司学成归来，台湾半导体行业蓬勃发展，并一改英特尔和三星等公司芯片设计和制造一体化模式，将芯片设计和制造分开，即台积电代工模式。

90年代，由于成本需要，台湾半导体开始产业向大陆西进。当时，中国大陆的珠三角、环渤海湾地区均竭力想要吸取这部分IT投资。

当时的深圳市长就公开宣称，“广东和深圳是中国IT产业的中心地区，占全国IT产业生产和消费能力的三分之一，然而广东和深圳在IC的前工序生产方面几乎为零，这与该地区已形成的IT生产加工能力极不相符”。

然而在2000-2002年，京沪深苏等城市疯抢台湾IC前工序工厂西迁大陆项目中，大部分台资芯片代工厂选择了上海和苏州地区，深圳这样的珠三角城市，几乎一无所获。

这场芯片招商浪潮的失败，则直接导致了珠三角在接下来的芯片产业中缺乏基础，步履蹒跚。

长三角在芯片领域上，获得了足够的时间窗口和先发优势，并在今时今日，形成了马太效应，不断将优势扩大。

半导体企业不选择珠三角，确实是个让人诧异的现象。

论半导体的客户，珠三角在过往三十年的产业发展中，诞生了大量在国际上富有竞争力的消费电子品牌，如今全球手机排行榜中，华为，OPPO、vivo均已是全球前五，每年起码5亿台设备需要使用到各式各样的半导体。

论工业土地储备，如果说深圳已经捉襟见肘，那广州，东莞，珠海等城市，均有着大量的工业用地；论财政实力，深圳广州GDP排名全国前四，国资实力不断崛起，也不太可能出现资金不足的状况。

论营商环境，珠三角的城市，对商人，创业者来说也算是友好。

硬实力比拼没有差距，那问题只能出在软实力上。

众所周知，芯片产业相比起消费电子产业，需要的资金量更大，需要的人才密度更高，需要的时间周期更长。

对于资本，技术和人才来说，择一城的机会成本就显得非常大。因为这极有可能未来大半辈子都在这座城市生活工作和投资。

所以，相比起来金融，互联网、低端制造业的产业迁移，文化对于人才资本的抉择极为关键。

三

早期来自台湾的芯片人才，偏爱长三角，不喜欢珠三角。这是由两方面造成的：

一方面，芯片人才对锦绣江南，确实有着不可改变的历史情节。另一方面，珠三角的文化底蕴和文化氛围，不论在过去，还是在当下，确实大大落后于长三角。

《湾区经济评论》整理后发现，当时中国台湾最[敏感词]的芯片人才，其祖籍大多来自江南。

如：

潘文渊，“台湾半导体之父”，江苏苏州人。

张忠谋，全球芯片代工之王台积电的创始人，浙江宁波出生。

张汝京，中芯国际创始人，出生于江苏南京人。

王兆振，台湾工研院院长，江苏常州人

康宝煌，台湾电信研究所所长，浙江嘉兴人。

也许是对家乡的怀念，也许是报效家乡的情怀，总而言之，长三角的人才在历史的耦合下，为台湾建设了半导体产业，同样的，也在台商投资大陆的大浪潮下，反哺于长三角。

如果说历史的耦合不可改变，那么实际状况下，长三角的文化魅力也确实远远胜于珠三角。

比如2000年左右的时间，中芯国际公关部管理师黄贵美就曾提到，中芯国际深受上海文化，所以在上海设厂：“上海虽没有悠久的历史，但上海有独特的文化。”

当时的媒体评价，无论是中央政府、地方政府，还是外国列强、国内商贾，各方在上海都没有[敏感词]的权威，如何相互共处成为棘手问题。这时，规则就显得非常重要，大家只能通过平等谈判得来的契约关系来维系各自的商业利益。因此，上海人最守规矩，讲究按规则办事。

所以，上海在权威上的真空，轻松、戏谑、玩世，让小资产阶级情调在上海大有市场。

各国人、各地人都能在上海找到与自己相亲近的文化，有了这种“大同”的感觉，也就拥有了一种可贵的平等。

再加上，张爱玲与白先勇等文学大师，精心营造的“江南神话”，让包括台湾在内的全球[敏感词]人才在长三角的文化跨越，较之他们在任何地方都要简单。

另一方面，上海与台北气候的惊人相似，也在客观上给予众多台商宾至如归的感觉。当时几乎所有台商都认为北京太冷，广州太热，成都太潮，西安太燥......惟有上海，最适宜创造事业，享受生活。

四

很难说，吸引高端人才的文化到底是什么？

但我觉得，这肯定不会是急功近利的搞钱文化，钢筋水泥高楼大厦的建筑文化，更不会是密集流水线的小工厂主文化。

一个诡异的现象是，笔者有一些从外省迁移到深圳的文化媒体朋友，在来到深圳之后，总是不适应，甚至几年后又回到了北京上海。

另一个现象是，笔者曾经走访浙江绍兴越城，发现多个知名公司的分厂都在当地设立。

绍兴越城，9.09平方公里古城范围内有名人178人，包括勾践、王阳明、秋瑾、鲁迅等名人辈出。

当地一个招商负责人说，他们发现许多芯片人才，非常喜欢到这样有文化的地方工作，有时候不一定是这些工科男喜欢，而是他们的妻子喜欢。

珠三角曾经在过去三十年的速成产业中（如代工，贸易，金融等），凭借实干和效率领先于全国。但在下一个基础研究，芯片等更高等级的竞争中，厚积薄发的长三角开始呈现了深圳东莞们难以逾越的优势。

这是一个值得高度重视的话题。

因为，相比起其他行业，芯片不是短期逐利，芯片也不是纯粹的政治，它是一场创新和耐心的比拼，所以轻松幽默的氛围，应该成为它永恒的基调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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